采访廖一梅，不见得是件轻松的事。

　　首先，你要忘记她是孟京辉老婆这回事。因为她事先声明：如果是问关于孟京辉的 问题，她就不接受采访。他们愿意各自分开做事，也各有各的精彩。

　　然后，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那些足以让其他被访者开始煽情，或开始一段精彩故事的问题，在廖一梅那里，都会碰一个软钉子。因为，在她的世界里，事情都不是瞬间发生的，也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她讨厌煽情，不喜欢讲故事，也厌恶宏大叙事。

　　她也不怎么愿意拍照，不愿意谈作品之外的私人生活。很多热乎乎的话题，似乎都被廖一梅冷冻了。

　　一个女人的坚硬内核

　　这是个固执的女人。虽然，她的外表看来小巧纤弱。

　　2005年年末，廖一梅和史航编剧，孟京辉导演的大型儿童魔幻剧《魔山》正在北京热闹上演。剧本《魔山》也将出版成书。此前，对儿童文学颇有研究的出版社编辑，认为《魔山》的一些写法不符合儿童阅读习惯，要改。但廖一梅对出版社的要求是：我的书，一个字都不能改。宁愿不出，也不让步。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删掉了整一章节，但未作修改。

　　在廖一梅，这并非第一次。此前，她的《悲观主义的花朵》出版时，她也提出了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在她的坚持下，最后竟然也办到了。

　　当年，从中戏毕业时，她被分配到某出版社。数年后，廖一梅的搭档史航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去出版社买书，常常看见廖一梅站在水池边洗碗，留给他一个低首敛眉的侧影。

　　廖一梅说，那正是当时她想留给那个单位的印象：尽量做到不起眼，让别人把她当成不可教育的人。那时的她，没精打采、迟到早退——“这是个不能委以重任的孩子”——这是她换来的评价，也是她刻意打造的形象。

　　那是一个温室般的工作环境，工作很清闲，一星期去上两次班。1990年代初，能下狠心从这种单位辞职的人并不多，廖一梅的朋友都不懂她干吗要辞职，因为那并不会限制她创作。多年后，廖一梅给我的解释是：“我喜欢让自己浮在生活半空中。如果发现自己陷进去了，我肯定要脱身。”而出版社，就是一个让她感觉脚往生活里陷的地方，那些琐碎的争名逐利，为了一点小利益吵吵闹闹的场景，她“看都不要看”。

　　这就是廖一梅，简洁、干脆、内核坚硬。

　　把先锋戏剧推向前台

　　采访她，却不见得是件不愉快的事。谈久了，你会发现这个小女子真实、可爱的一面。

　　尽管说好不谈孟京辉的，但，廖一梅的生命里，怎能绕过孟京辉？

　　中戏时代的他们，曾经怀着巨大的热情要搞先锋戏剧。关于他们，和很多当时的先锋戏剧的参与者，史航用一篇名叫《给<先锋戏剧档案>做一点注释》的文章做了精彩记录：

　　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等待戈多》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中戏一个礼堂里，迎面看见的，是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此前，他们曾经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现在，他把廖一梅叫来打扫战场，打扫时，廖一梅不得不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此前，在《升降机》剧组里，廖一梅同学不过是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到了1991年的《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地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廖一梅曾经偶然在办公楼的窗前，看见孟京辉的一个很不“先锋戏剧”化的背影：他正追着表演系的一位女老师苦苦求恳，从操场这个角追到剧场后门，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整个操场，他一直没犯急，一直在好说好商量。从背影都能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么诚恳。老孟当时求的就是一个成全，让一个男演员晚几天参加汇报，好把《等待戈多》多演两场。

　　他要成全的男演员，是日后因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饰演乔峰而成为偶像的胡军。那时候，胡军和郭涛正在无赖而动人地《等待戈多》，当时他们肯定想不到，日后他们会因为演电影或电视剧而成名。而他们掐死的那个瘦小流浪汉，是当年的张楚。那时还一点也不酷的张楚，为这部剧创作了音乐。

　　还有太多日后在影视界扬名立万的人，当时参与了校园先锋戏剧的创作。虽然，后来只剩老孟、廖一梅等寥寥数人，但，那是个让人怀念的年代。

　　回忆当年，廖一梅再次表现出她的散淡。“我基本上是跟着玩吧。他们那时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不满意我们学的那种传统戏剧。想用自己的方式说话。”

　　这一番“话”，一直把先锋戏剧推到了前台，推向了主流。这恐怕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一个编剧的幸福时刻

　　廖一梅的作品屈指可数，而她，也对自己的低产安之若素。正因为少，她对每一个作品的感觉都清晰可辨。

　　《恋爱的犀牛》是她第一次写话剧。对廖一梅来说，那也是她给青春画的一个句号。“说的其实就是我年轻时强烈感受到，而我迫切想说出来的东西。我就在那个戏里面。”当时，她并没有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只是一股脑地表达。所以后来这部戏引起的反响，让廖一梅惊讶，“那完全是个人化的东西，后来大家突然都说好，都说喜欢，然后它最后被很多人接受，我当时很惊讶，竟然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

　　这部戏后来被称为爱情圣经。那么多人来热切注视着舞台上，廖一梅借剧中人的口不客气地宣告：大众审美就是臭狗屎。这样的场景，很无厘头。

　　再回头看《恋爱的犀牛》，廖一梅承认自己现在肯定再也写不了那样的作品了。“那种激情和力量只有年轻才有，就是撞墙撞得头破了你也不会回头那个劲头，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有。所以说那是我给青春画的句号。”

　　后来廖一梅还写过电影。她编剧的电影《一曲柔情》曾在国外获了奖。但当时有影评人评论说：影片立意浅薄，女孩子们的情感过于小资情调，一点也不可爱，甚至于庸俗。男人就更没劲。这个影评人质疑说：编剧竟然是廖一梅，参与编剧很多先锋戏剧的廖一梅，怎么搞出个电影剧本来这么酸呢？

　　他不知道，看完电影的首映，廖一梅不知道怎么表达她的愤怒、伤心才好，她在什刹海边徘徊了整整一个小时。“导演完全没有懂我在说什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整个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编剧，电影是个大工业，编剧只是很多程序中的一道程序，第一道程序而已。”这是她眼中的编剧，让人无奈，还夹杂失望。

　　其后的《像鸡毛一样飞》，是廖一梅和孟京辉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也是他们争吵得最厉害的一次。“艺术这个东西，兴趣再一致的人意识上也有差距。”两个都很固执的人无法说服对方。这次合作的结果是“后来他要是再让我写电影我就不写了，让他去折磨别人吧”。

　　写完《像鸡毛一样飞》后，廖一梅干脆歇笔一年，不再当编剧，推掉了无数的电影和电视剧，开始写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这是她一直的理想：能够做一件独自做的事情。“编剧太需要讨论了，把能量都消耗在讨论里。”

　　直到《琥珀》的出世，廖一梅才感受到了当编剧的幸福感。她花了很多心血去塑造《琥珀》里的男主角，以至于他成为她最喜欢的那一个，甚至完全符合她的审美。她把她喜欢的所有的品质都给了他：聪明、骄傲、善解风情，和面对痛苦的幽默感，

　　“看了你的戏，我哭了”——这种很容易引起编剧成就感的评价，在廖一梅这里，会引起相反的反应——她特别不喜欢。她觉得那是滥情，“没有比哭更容易的事。”

　　在她的设计里，在男女主角最痛苦、最激烈的那场戏里，观众会爆笑两次。她不喜欢一味的悲悲切切，喜欢有幽默感，尤其是在面对痛苦的时刻的幽默感，认为那才是一种尊严的表现。

　　廖一梅特别盼望看到男主角在台上的样子。在她眼里，男女主角是她心里的两个声音，一个是花花公子，完全不相信爱，想跟生命保持距离，他的经典台词是“我只做爱不恋爱，只租房不买房，只花钱不存钱，我要跟世界保持距离”。女主角却相信生命里一定有奇迹。“这两个人都是体现我的生活态度，我就特别盼望知道，到底是谁来演他们呢？”

　　答案是刘烨、袁泉。幸运的是，他们恰巧是廖一梅特别喜欢的演员，觉得他们跟角色特别贴合。也许是因为太爱了，反而让廖一梅紧张起来，她经常跑到排练场上去看他们，开始的感觉并不对，但，慢慢有一天，她突然觉得他们越来越像了，慢慢和角色融合在一起。“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变，变成最后台上魅力四射的人。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作努力。”——所有一切，似乎都离某一个幸福时刻接近了。

　　在香港首场演出的最后一天联排时，廖一梅特意坐在了第一排。很多人在她周围工作，走来走去，灯光师在大声喊。那个瞬间，她能够在日后清晰地描述出来，因为，她觉得那场演出是给她一个人演的，给编剧廖一梅一个人演。“明天就会有很多人来看，我知道也肯定会成功，会有鲜花、掌声，但那已经是给观众看了，只有这个晚上是给我看。”

　　从她最初想一个故事，从她开始写，到演出，一年的时间中各种各样的工作，所有的过程都不重要了。那一刻，舞台上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一场戏，或是一个她设计的人生已开始演出。于是，编剧廖一梅的梦，在舞台上出现了，它引导舞台下所有人的情绪进入这个故事，让他们哭，或者让他们笑。

　　这，就是廖一梅眼中的幸福时刻——一个话剧编剧的幸福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