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戏剧节对我这一代30岁上下人来说，“民众戏剧”这个词已经渐行渐远，早就从经验中褪去了。今年5月，韩国光州举办了名为“AsianMadang”的民众戏剧节，把散落在东亚各地的“民众戏剧”汇集在一起。 Madang在韩语里接近“广场”的意思。

　　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反抗军政府的社会运动，那时，许多戏剧人就在广场上演戏，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运动，就有了“Madang剧”这样的说法。同时，Madang剧还有一层美学上的意味：即这样的演出，与传统的表演方式（尤其是传统巫术、祭祀舞蹈）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样的戏剧节，无论是它所关心的主题、采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了。戏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早已经被供奉成“高雅艺术”；戏剧人，自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高高在上的“艺术家”，而“做戏剧”，却不太合逻辑地简化成了“名利场”里的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在这样的状况下，戏剧节，自然就成了各方人士捞取资本，顺带免费旅游以及出国购物的渠道。因此，对于我来说，参加这样的戏剧节，除去新鲜之外，更多的还是怀疑———这里是不是以“民众”为旗号，做着名利的勾当？或者以民众为借口，集合了一帮神神鬼鬼的艺术家，做着谁也不懂的玩意？

　　二、在底层

　　来自韩国与日本的演出团体，让我对“民众戏剧”建立了新的感知。韩国的民众戏剧至今仍保留着广场演剧的良好方式。他们在户外简单围一块场地，支一间换装用的小帐篷，搭上形状各异的鼓架子，鼓声一响，表演就开始了。这样的戏剧，剧情简单，以歌舞为主体，演员与观众之间有着亲密的互动。有赖于韩国民族的歌舞传统，他们的戏剧自然地从传统舞蹈中变化出具有极强现代感的场面。

　　这样的演出形式是与它的内容和对象相关的。“民众戏剧”产生自社会运动，也自然就包含着鼓舞被压迫者的斗争、反映社会问题和人民苦楚的意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各个地区社会运动高涨时，民众戏剧比较活跃。虽然后来社会运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日趋低谷，但民众戏剧作为一个戏剧方式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里延续着。在这里，“民众”仍然有特定含义：它一直指那些被主流社会遗忘、拒绝的弱势群体。

　　“民众戏剧”就是要替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因此，民众在哪里，民众戏剧就会在哪里。而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那些被剥夺的群体，农民、民工、下岗的工人等等，虽是弱势，但我一直以为是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主流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却是被这个时代的主流文艺所放弃的那一部份。如今，我们的主流媒体也总在引导着文艺要“贴近生活”，在电视也不乏看到“下乡”的戏剧队伍，但如果文艺工作者总是凌驾于民众的生活之上，如果送下乡的文艺不过是与民众生活脱节的浓妆艳抹，怎么能贴近生活、走进人民？

　　当然，我们也用不着一窝蜂地都去关注弱势。但面对民众戏剧这样一个与民众生活水入交融的戏剧种类，这至少是一个提醒：提醒着戏剧与生活的关联，提醒着戏剧人与民众的关联。

　　三、“恶地里种树的人”

　　身在光州，在与来自东亚各地的戏剧工作者的交流中，常常能感受到戏剧工作者如何身体力行地在艰苦的生活中承担戏剧、提高艺术与人生的修为。在亚洲的戏剧团体中，有一个名叫DanChummy的美国人“混迹其中”。DAN在60年代即投身美国的反战运动。后来从哈佛退学，在世界各地学习戏剧。如今，DAN已经是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专家，但他仍然常年活跃于第三世界国家，他觉得这里是他得到艺术给养的最佳方式———从他身上，我开始理解达利奥·福是怎么回事。韩国现代化进程比我们要早，生活条件也比我们要好一些，但许多戏剧人却经常回到简陋、不方便的乡村生活中，以艰苦的生活来丰富自己。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吗？

　　如今，我们的戏剧水平不见得怎么高，可人们对“戏剧艺术家”却越来越尊敬有加：做戏剧不如拍电视剧挣得多，人家放下电视剧的报酬来做戏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对戏剧人提出太高要求吗？

　　这么说是没什么错。但我总在想戏剧不是低三下四的行业，它本应该是艰苦的事业。舞台就是一个需要涂涂抹抹、需要付出更多心血、精力的地方。对于戏剧人来说，你选择了戏剧，就要认识到那些艰苦，要承担那些艰苦———它的回报是你在艺术上的进步。诚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消费社会已经把享乐定格为整个社会的最终旨趣。在这个环境里做个戏剧艺术家，的确难以有心思去真正了解“艰苦”两个字的意味。但是，如果一个戏剧人放弃了艰苦的艺术追求，那也就只能等待着被消费社会淘空心灵。而当一个戏剧人的心灵被享乐淘空的时候，他也除了搞笑就只能搞笑了———他再想严肃，也已经没有内在的资源供他严肃了。

　　当下我们的戏剧环境并不容乐观：一边是搞笑的蒸蒸日上，一边是严肃戏剧怎么都难以吸引人的目光。我想我们除了抱怨观众不买账之外，是不是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让人惊叹的技艺？有没有更丰富的思想与智慧传达给观众……在这时节，我们能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在“恶地里种树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