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艺党委书记马欣介绍，此次北京人艺隆重邀请了以色列著名的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香港话剧团的《倾城之恋》、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萨勒姆的女巫》、天津人艺的《原野》、《日出》前来进行同贺演出，加上北京人艺的《北京人》、《全家福》和《合同婚姻》共8台话剧。

　　在半个世纪的进程中，曹禺、郭沫若、老舍、焦菊隐、夏淳、于是之、舒绣文、童超、郑榕、英若诚、朱旭……这些名字都和首都剧场有着分不开的联系。《茶馆》、《雷雨》、《骆驼祥子》、《天下第一楼》、《万家灯火》……这些经典剧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热爱戏剧的人。据粗略统计，在50年间，首都剧场共演出了近300部剧目共2万多场次，观众超过1000万人次。50年里，首都剧场也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建造：周总理曾两次批示

　　于1953年建院的北京人艺，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专用剧场。当时的剧院领导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联名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将大华电影院拨给人艺使用，这是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提出的权宜措施。市政府相当重视，由文化部划拨近90亿元旧币建造一座可容纳900人的小剧场。半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建议将剧场容量扩大为1200人，拨款也随之追加达到400亿元旧币。（1亿元旧币折合现人民币1万元）据称，当时剧场中的灯光、音响设备都是从当时的民主德国订购的。

　　1956年，新建成的首都剧场因已远远超过预想的小剧场规模而被文化部收归管理，供首都各剧团共同使用，而位于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艺术剧场）则拨给北京人艺使用。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首都剧场又交回北京人艺。

　　50年只经历过一次大修

　　现在，有着明显东欧建筑风格的首都剧场已经成为王府井大街上的一道风景。据曾在首都剧场担任15年经理的退休职工张春林介绍，首都剧场在50年里变化并不大，只在1999年经历过一次大修。“翻修主要是因为老剧场不具备防火设计。”上个世纪50年代建成的首都剧场，不仅屋顶是全木结构，而且四围的墙壁都是石灰和稻草混合制作的隔音板做成的。这些东西都是易燃的材料。于是，经过一年多的维修后，如今的首都剧场都换成了日本金属材料的防火、隔音两用板。同时，整个剧场建筑也进行了抗震加固，灯光设备以及升降乐池也是那年增加的。“这个剧场再用几十年没问题。”

　　最高纪录 一年演出317天

　　与台上熠熠生辉的明星相比，在幕后辛苦工作的首都剧场服务人员却很少被人关注。据张春林介绍，首都剧场最高的纪录是一年365天中的317天都在使用，这意味着，剧场的服务人员都在台后忙碌着。张春林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全国少数民族艺术调演时，有6个剧团的演出安排在首都剧场。“10多天时间啊，剧场的工作人员24小时工作。”经常是一台演出晚上刚结束，夜里就进行第二台演出的搭台。负责场务的工作人员，只能抽空打个盹当作休息。

　　郑榕：含着眼泪演完《雷雨》

　　今年已经82岁高龄的郑榕老师，是第一批感受首都剧场的艺术家。第一次登上首都剧场的情景在郑老的脑子中永远像昨天一样清晰。“《雷雨》是我在首都剧场出演的第一场话剧，我们那些演员都是含着泪演完的。那可是在中国第一个话剧演出剧场啊。大家都很感动。”

　　“话剧这个行当很苦，这里面不会挣到什么钱，以前演出不是借人家的电影院就是租别人的戏园子，没有专门的话剧剧场。剧场建成后直到‘文革’前，我们的演出的确从未中断过。我从一本资料上看到在首都剧场仅《茶馆》和《雷雨》就一共上演过700多场。”

　　朱旭:闹中取静的首都剧场

　　今年已经76岁的朱旭老师，年前还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演出。50年中自己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了多少场话剧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了。

　　说起这个位于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剧场，朱旭老师用当年曹禺院长的话“闹中取静”来概括。

　　“听说国家要给我们话剧团建剧场的消息让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是还没有盖好的时候就有很多剧团来跟我们‘争’这个剧场。于是周总理说谁能保证天天演出，剧场就给谁。就这样剧场才算真正给了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能保证天天演戏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剧场，建成以后曹禺院长还带着巴金来参观，楼上楼下地看了两个多小时。”

　　刚开始使用剧场的时候，对于那个‘叮叮咚’的开幕铃声特别不习惯的朱旭老师总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大庙，“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像庙里面敲磬的声音。50年了这个声音都没有改变过，现在反而成了首都剧场的特点。”

　　剧场大了问题就来了，朱旭老师说；“周总理看完我们的演出后总说听不清台词，我们跟他说，那是因为他总坐在正中间。可是总理坐在剧场中旁边的位置上还是说，台词听不清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的演员几乎都是把台词喊出来的为什么观众还是听不清呢。后来我们明白了，要想让观众听清楚台词，首先要搞清楚台词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用跟群众最接近的语言最生活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观众就明白你想说什么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演员们也不用喊台词了，我们也不用背负着‘野驴派’的外号了。”文/本报记者 李特

　　我见证了首都剧场50年

　　张全瑞， 1954年7月份，进驻正在建设中的首都剧场工地，时任首都剧场工地工会主席。1961年家又搬到了剧场北侧，一直居住到现在。

　　今年已经76岁的张全瑞师傅不仅参与了首都剧场当年的建设，而且还见证了50年中剧场的变化。

　　跟张师傅在首都剧场门口见面时，他指着剧场旁边的一道大门说：“我家就住在北边第一个大门里，已经40多年了。”

　　建设搭建“满堂红”

　　“首都剧场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第一批工程，而且是当时难度最大的一个。”身着蓝色羽绒服的张全瑞师傅，站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外，望着眼前这座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剧场回忆说，“工艺要求高，施工复杂是我们对这个工程的概括。它不像普通的建筑一样房顶有大梁，剧场几十米高的顶棚和跨度都是建设难度所在。施工中必须搭起‘满堂红’，就是用架子从内部将房子整体筑架起来。这样工人才能把料一点一点地贴上去。满屋子都是架子的样子看上去很壮观。搭建满堂红架子用一种叫杉槁的木头，因为那时候没有钢管。”

　　“虽然我不负责技术工作，但是我知道首都剧场建设时用到的好多工艺和设备全是进口的，专门有德国的工程师过来指导。这一点就是其他工程比不上的。”

　　用手打磨每道线条

　　张师傅，当年主要负责组织工人的工作，平时经常要到工地上去转转。他告诉记者，剧场里的很多线条都是工人们用手一点点打磨出来的。

　　“这是一个剧场不同于其他建筑，对艺术风格要求很高，剧场里有很多不规则的线条，比如房顶的花饰等等，我们的工人们自己制作了简单工具愣是把那些线条都给磨出来了。”张师傅自豪地说。

　　每周都有电影看

　　“首都剧场工地工程大，所以工人比一般的工地都多，所以我们的文娱活动也非常丰富，附近工地的工人都知道，我们首都剧场工地，每周都有电影看。所以每到周末他们都会聚集到这里来玩。”谈起50年前的工作场景张师傅总会不自觉地哈哈大笑。“我们工地因此也很出名，很多人都羡慕首都剧场的工人。”

　　后来，张师傅所在的五建的职工宿舍正好建在剧场旁边，于是看戏也成了张师傅的生活内容。张师傅说：“因为建筑施工的原因我跟人艺的人也很熟，所以人艺早期那些经典的剧目可没少看，来了客人带到首都剧场看戏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文/本报记者 李特

　　这是我们的剧场

　　说起首都剧场，只要是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是一个话剧演出的场地，首都剧场更是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每人有一个故事，一个不同的感动。

　　也有一点追星的意思 邸桂华大姐 文具店老板 女 61岁

　　邸大姐的店就开在剧场后面的平房区里。她说1963年，当时还在念中学，一张票就是8毛钱。她一个月的零花钱，刚好能买一张票。当时的演出，她基本上都看了。朱琳演的蔡文姬，最为让她感动。周正、童第、童周、蓝天野的演出，她都很有印象。

　　“是有一点追星的意思吧，高中时候还有一个同学写信去跟他们要照片呢。”

　　大学毕业后，邸大姐当起了教师。她说她上课时也要求自己声情并茂，枯燥的课，谁爱听？这点她觉得自己是受了剧场影响的。

　　首都剧场和我一起成长 周总 投资公司老总 男 51岁

　　周总第一次去首都剧场是“文革”后第一次演《茶馆》的时候。他记不得是1978年还是1979年了，只不过之后，他就经常去。当时他在密云工作，每次都倒车又倒车，大老远地往市里跑，还要花大钱买票。

　　“看话剧，是一种高雅的享受。票虽然贵，但是值。首都剧场是国家级的剧场，我就喜欢里面的演员和导演。多年下来，更是成了一个让我觉得很亲切的地方。”

　　周总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去，然后是跟爱人一起去，之后是带着儿子去。今天儿子都大学毕业在北京电视台当编导了，他还是经常去。

　　去首都剧场打羽毛球 赵小姐 综合商店老板 女 37岁

　　赵小姐的店也是在剧场后面的平房区里。往后一点就是剧院的家属大院。不过赵小姐说，里面基本上没有剧院的人了。虽然也到里面看过演出，可是赵小姐并不是话剧迷。

　　“我从小就在这儿附近长大，那时候大家都爱到剧场前的广场上去玩，打羽毛球。那时候没有保安站在那儿，夏天晚上，附近的人都爱到那里乘凉。”

　　可能赵小姐和剧场最大的关联就是能经常看到剧院的演员们了。王斑、何冰、濮存昕是经常看到的，还有很多喊不出名字的。这和剧院后面的桂福林食府的苏明珍经理有点相像，对他们来说，明星在这儿好像就是邻居，桂福林食府的墙上挂了很多剧院的导演和演员到那里吃饭的照片。不光剧院的演出人员经常过来吃饭，演出前和演出后，也都会有观众来用餐。

　　“冯远征、刘莉都来过。宋丹丹是经常来。他们都很好接触，挺好的。”苏经理说。

　　震动人心的仪式 李冬莉 市场与媒体总监 女

　　电话中的李小姐说：“我好久没去了，两个多月了！”原来对一些人来说，两个月不去，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李冬莉1997年从安徽到北京来上学，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首都剧场，剧场的盛名对她也没有什么意义。第一次看话剧也不是在剧场看的。那时孟京辉的《恋爱中的犀牛》让她对话剧一下入迷了。《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她就去看。那时李冬莉还是在大兴上学的一个大学生，一个来回要6个小时。看一次演出要花去她四分之一的月生活费。

　　“那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剧场，从前在安徽也没有类似的地方。看着这么一栋楼，一步一步走进她的大门，一步一步走上她的台阶，然后演出前那个钟铛铛地响；处处透着新鲜，更是庄严。似乎我在那里就是在参加一个仪式，一个震动人心，又让人很享受的仪式。”

　　现在李冬莉也变成老北京了。她说有一个时期，剧场的演出她基本都看了。她还以为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没有不知道首都剧场的。可到了后来，接触的人多了，才知道不是这样的。